我曾在张家口工作、生活了数十年，数十年的日子里，我与这座位于蒙古高原南端的城市一同感受着那里独有的阳光和风。在有风无风的日子里，我都喜欢在它的街道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从闹市踏进城市的老巷，两边深灰色的房屋森严壁垒气宇轩昂。临街的墙全部用古朴的大青砖、长石条砌就。高大厚重的木门布满沧桑。那些房屋大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一条又一条的老街巷和古香古色的深宅大院里曾经有着怎样的财富与秘密？又曾经有着怎样的显赫与智慧呢？
在一年又一年不竭地行走与探访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座城市的诞生与发展、繁荣与沉寂，还有那藏在曲曲折折的老巷深处的财富与秘密、显赫与智慧居然都与一条“路”须臾不可分离——它就是从这里出发蜿蜒到库伦、恰克图的张库大道！
□梅洁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塞外张家口始终是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边城、垛口、烽火、狼烟是这一地域千年的象征。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的张家口，至今鲜为人知。
清代，这个地区分属不同的行政区，民国后期设察哈尔省。直到上个世纪中期方改为张家口专区，隶属河北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后，张家口作为军事要塞依然不能开放。直到年，中国才向世界宣告了张家口的开放。消息传来，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好时期的张家口人感慨万千。
由此，我们看到了离北京咫尺之远的京西张家口作为军事屏障（察哈尔即蒙语“屏障”之意）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称“旱码头”）——张家口，至今鲜为人知。
张家口的国际商贸活动应追溯到明初。如果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山西人到张家口计起，这片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之地的历史已达余年。移民指挥张文于年在这块寒凉之地开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一百年后（年），同为张氏的张珍在张家堡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名张家口（今为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名称的由来已近年。作为商埠的张家口，如果从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与成吉思汗败北的子孙后裔们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年中苏断交、商贸停止，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延伸到恰克图（今蒙俄边界上的一个城市）的长达多华里的中俄贸易商道，整整运行了年！
明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于张家口，并在那里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堡已是“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年，《马市考》记载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以上”。
应该说，张家口国际商贸的真正繁荣始于清初并贯穿了整整一个清代。清顺治元年，为开放正、西沟外管市场，挖开明长城建筑城门，此城门即今天世人皆知的张家口大境门。自清军进关的第二年（年），山西八大“皇商”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牛车，满载着物资，走出大境门，进入蒙古草原，张家口便开始了三百余年的旅蒙（俄）贸易。
随着清政府对蒙贸易的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沿着古驿站，由近及远，从南至北，横穿蒙古高原，直抵当时中俄边界恰克图。旅蒙商在数百年里的名称都叫“通驿站”，只是到了清末才依民俗改称为“旅蒙商”。旅蒙商起初除了八大“皇商”外，大多只是一些驴驮、肩挑，历经艰辛的小商贩，到咸丰年间，已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即“山西帮”和“直隶帮”。除此，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旅蒙业的经营范围极其广泛，他们用从中国内地购来的绸缎、布匹、米面、茶叶、糖、瓷器等，到蒙古交换回来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以及一些粗糙的银制品，如银碗、银盘、银蜡台等。这些银制品运回张家口后，大多打铸成银元流通于市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口平银”的由来。旅蒙商的贸易活动几乎覆盖了南北中国：向南，他们进货中心直达京津、湖广、江浙、福建；向北，他们的销货地延伸到现在的蒙古和俄罗斯，他们的重点贸易地是库伦和恰克图。
当时国际贸易还未找到通兑货币，旅蒙商的商品销售，始终只能是以物易物，方法是“出拔子”。所谓“出拔子”，就是利用骆驼，牛牛车（或称勒勒车）载着货物，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以走浩特（村落）、串牧场和赶一年一度的中俄“恰克图市场”进行换货贸易，交换来的商品，运回张家口，投放到大境门外的“外管市场”，通过经纪人之手完成销售。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数百上千头骆驼，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沙漠草原飘荡，十里可闻；常常是几百辆牛牛车同时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里。华里的张库（张家口至库伦）商道和华里的张恰（张家口至恰克图）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日夜不停地走过，就这样走了三百多年！
从康熙年间八户“皇商”发展到民国六年（年），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1余家，市内上堡、下堡一带商店达余家。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年营业额即高达1.5亿万两口平银。这年，由蒙古输入马7万余匹，骆驼3万余头，羊余万只，绒毛万斤，皮子万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张家口街市上日夜车水马龙、驼牛云集、毛皮如山、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
清顺治之后，八大晋商逐渐成为垄断张家口贸易市场的豪富。一年又一年，他们手持朝廷的“龙帖”（商业贸易最具权威的信票），牵着成千上万的骆驼走进了草地，一直走到了库伦，走到了恰克图，最终他们在蒙古库伦拥有了余家商号，也使原本荒芜的恰克图渐渐繁盛并令世人瞩目。
马克思在《俄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对恰克图贸易进行了如下的记载：“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双方所供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乾隆四十二年，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已达六百万两白银。到十九世纪中叶，恰克图贸易使中国成为俄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到了“大盛魁”。现在，我们来看大盛魁在这条商道上的发迹史。
手持“双龙红帖”的大盛魁，在中国南北商市上所向披靡。当年，张家口上堡、下堡和大境门外聚集了数百家旅蒙商，而被称为巨商的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三大商号，其中又以“大盛魁”居首。大盛魁主要经营票号生意、出售日用百货、收购牲畜和畜产品以及药材，在对俄、蒙贸易中，数百年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盛魁的从业人员有六七千人，资金到底有多少，其说不一。民国马鹤天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中记载大盛魁曾有资本三千万银元；而孟渠的《乌城回忆录》记载，道光年间大盛魁资本已近万万两白银；后来人们普遍这样比喻说“大盛魁的资金用五十两银元宝一个接一个能从库伦摆到北京（约二千公里）”。无论怎么说，大盛魁在张家口这条古老的商道上走出了一个晋商的空前辉煌。
我还想说说另一晋商范永斗。康熙三十八年（年），范氏兄弟开始为清王朝在全国的六个造币厂由高丽（今朝鲜）、日本贩铜，此项买卖，使范氏白银收入更加滚滚而来。张家口民间传送的“老茶店贩铜”的“老茶店”，即为范氏开设的“大玉川”茶店。山西商人深入到闽浙、两湖、两广，收购了许多茶山、茶场、茶园，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输全部由茶庄自己经营。当年，“大玉川”在福建武夷山就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七座。张垣茶商每年要由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经过张家口向中俄边境输送数十万担、数百万箱、数千万斤的茶叶。这些茶叶在张家口囤积、加工、分类、加固包装（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人员近千人），然后北上千里草原、戈壁、沙漠，运至库伦和恰克图；或在武汉的加工厂焙制成砖茶，经汉水运至襄阳起岸，用驼队运至北京，再由张家口驼队接运。每年茶事季节，张家口驼队到了北京，从新街口到西直门，骆驼一过就是几百头，每每阻塞交通数小时，此情此景老北京人记忆犹新。
在张家口栖居的数十年里，我曾对方圆数百里的城镇、乡村精致的“茶道”产生过质疑，无论你走进什么人家，也无论这人家的生活多么拮据，你都不能不对他们品茶、喝茶、劝茶的精细与盛情所惊异和感动，你会无数次在心里发问，这远离青山绿水的贫远边塞，何以拥有如此深厚的茶艺茶情？后来，当我多次迷失在那些叫做“大茶叶巷”“小茶叶巷”的幽深的古巷里，当我在晋商当年囤积茶叶的茶栈“晋昌东栈”“晋昌西栈”的古墙边伫立，我就想：是精明的山西商人数百年的经营，使塞外这块原本荒凉的土地拥有了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商业文明，这文明曾如此深刻地浸入这里的人群！
张家口在数百年的商业活动中，票号（也称银号）与钱庄始终掌握着这座塞外古城的经济命脉。
当年在张家口，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俄国、法国的商号已多达四十四家，而由山西人掌管、操纵的票号、钱庄就有四十二家。我常想，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山西人而不是我们今天普遍认知的精明的上海人或广州人，抑或是今天无处不在的江浙人？仿佛历史开了一个庄严的玩笑，就是那几个山西人，在古老的中国创建了一种具有专业化、网络化意义的货币汇兑机制，使中国人卸下了数千年的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那几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张家口开始商业发迹的“八大晋商”。在城市深巷里晋商们森严壁垒的“票号”前，我常常发出无声的诘问：是晋商在数百年的以物易物中感到了货物折算的繁琐，还是在千驼万车的商品购置中千里万里运送银两的艰辛和风险，使他们突然发现了一种货币流通方式的捷径与秘密？无论怎样，是沉稳、大气的晋商为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创建了一项新的文明，而对孕育了晋商如此智慧和聚敛了他们如此庞大财富的塞外那条古老的商道、那座古老的城市，我们今天怎样评说它的意义都不过分！
在一大串山西票号的名字中，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最早开办异地汇兑业务的，而张家口的平遥帮们也最早在张家口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分号，平遥帮的百川通，本银为10万两，仅年前后的四年中，就获利万两！
张家口堡子里二道巷宏茂票号，股东为山西祁县乔家，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的商号已遍布中国的太原、西安、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他同时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我没有考察乔家的发家究竟有多少招法，但可以肯定他的万贯资财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张家口这块土地、这条商道。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乔家对口碱的垄断。
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乔氏在道光年间迁居张家口，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店，一开始这两大碱店就属民办官商性质，得天独厚。张家口北边的草原上，遍布着万泓碱淖，乔家的碱商常年派专人在碱淖直接收购碱坯，长期雇用张家口崇礼县农民用木轮牛车拉回张家口，制成块碱后，一面印上“官碱”字样，一面印上“金城”“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销往中外，畅通无阻。乔家碱店、票号在年关闭前的一百年间，从张家口拉走了多少碱，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从崇礼县农民为乔家商号拉碱这一景观中，不难发现乔家的财富与张家口的关系。
崇礼县原多为一家一户一辆牛车拉碱，后发展到许多独家独户拥有几十辆、上百辆、甚至上千辆牛车组成的拉碱运输队，在碱坯进入张家口的高潮年份，每年有三万辆牛车进入草原拉碱，每车以拉斤计，就是万斤，可出口碱万斤。一年是这个数，一百年呢？这里还不说他在张家口开的茶庄、药铺、糕点店、百货店等等。今天，乔家的后裔们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多个地方，我想，在他们回眸的目光里，应该能看到先祖曾经落脚的地方——张家口！
已经不用太多举例，我们从以上的叙写中，应该不难看出，当年，那些挑着扁担走西口的山西人，走到了张家口，走上了那条流沙滚滚、芳草萋萋的漫长商道，靠着艰难而虎气生生的创业，实现了巨大的资金与财富的积累，因着这种积累，激发了这些并无多少文化的山西乡下人，创造了上世纪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在没有现代交通的古代，数千里的张库大道上，都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和木轮牛车来完成货货交换、进而实现财富积累的。旅途的险恶和艰辛，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张家口至恰克图是张家口所有道路中最遥远的一条，沿途地广人稀，朔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冥昧，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险恶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骆驼运输是从秋天九月开始，直到冬季，因为这个时间，草原逐渐进入枯草期，而骆驼耐饥耐渴；牛车运输则为春夏两季，春四月出发，八月底回归，再晚也要十月回归，因为牛需要一路走一路放牧，而这两个季节草原水草比较丰茂。常常是数百头骆驼驮着数万斤货物从张家口出发，行40天到达库伦，再行20天到达恰克图，办完货货交换返回时已进入冬季，路上常遇大雪，茫茫草原千里冰封，若再有白毛风刮起，人和骆驼便常常被冻死。
除骆驼运输外，张库大道上大量的运输工具是木轮牛车，也称老倌车。所谓“老倌”，是张家口人对通蒙语、俄语的人的称呼。张家口的晋商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货物除靠骆驼运输外，大半是靠老倌车。老倌车队每年清明野草发芽出发，上秋返回，走一趟库伦往返需半年时间，多则十个月、一年。由于路途艰苦，车队为防匪人劫路，常常是每一百辆牛车为一组，称为“一顶房子”，多半是数顶“房子”搭伴一起走。在通往库伦、恰克图四千多里的长路上，成百上千的老倌车，远远望去犹如一辆辆“草原列车”。每年，平均都有两万辆牛车从张库大道上通过。深夜，木轮车上拴的红布灯笼昏黄而朦胧，叮叮当当的牛铃声，使草原、戈壁显得更加空寂而辽远。
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去，草原的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应该说，是张库大道的繁华，使寥廓草原兴起了偌大的城市乌兰巴托、恰克图、呼和浩特、包头和沿路无数的县镇、盟旗，其中，最受益的便是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
从年（雍正年间）始，张家口的皮毛作坊已鳞次栉比，从业皮毛的工人已数以万计。此时的张家口已开始由军事营堡向商业市镇过渡。从年（咸丰十年）俄国商人首次出现在张家口，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美、德等西方数十个国家的商人开始纷纷进入张家口，他们大量收购旅蒙商从蒙古草原换回的各类毛皮，外国人开的皮店、皮局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商人也纷至沓来。这个时期的张家口，毛皮业的声誉已响彻海内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即全国各地的毛皮市价，非经张家口定价而不进入交易。张家口的毛皮业在中国毛皮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年，京张铁路通车。年张库公路通车，张家口便成为连接西北、华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和中国内地以及口岸的重要商业枢纽，这时，张家口皮毛贸易和皮毛加工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每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约八百万张，毛、皮一千多万斤，牲畜、牛羊成群结队，仅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就达万张。
那时，张家口的毛皮业已自觉进入社会化分工，家商号，从业人员达3万余人，年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白银，居百业之首。一些大皮坊商号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北平、武汉、沈阳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开设了分号，张家口“洁白如雪”“柔软如缎”的皮衣、皮筒，在“老上海”“老北平”“老武汉”……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张家口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员，多半来自今天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等地，而其中蔚县人是最为辉煌的成功者。在张家口近八百家毛皮行业中有一半以上为蔚县人所开，在三万多从事毛皮业的人员中，有近两万人是蔚县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蔚县的“毛毛匠”几乎遍布中国，而中国最出色的毛皮商清一色为蔚县人。这曾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商业奇迹。
“雪都崇礼”，国际奥委会已经看到了这张名片，并已信任名片背后这片神奇的山地，以及山地里非同寻常的、晶莹美丽的雪花。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库伦、恰克图的余家中国商号全部被没收，人员大部罹难，损失白银一亿万两。自此，繁华了三百余年的张库大道从此阻隔、荒芜，接下来“皮都”也随之由盛转衰。
年，随着中国政府宣布张家口对外开放，这座塞外明珠般的城市开始日益放射出它生命的光华。现在，张家口已经成为首都周边整体发展的明星城，正与北京联合申办年冬奥会。随着张家口崇礼滑雪产业的迅猛发展，冰雪经济在阴山山脉深处迅速崛起。当年，拉勒勒车的张家口崇礼已成为世界滑雪赛事的最佳地域之一，“雪都崇礼”这一知名品牌已经成为世界认识张家口的名片。国际奥委会已经看到了这张名片，并已信任名片背后这片神奇的山地，以及山地里非同寻常的、晶莹美丽的雪花。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张家口，不久将有一条城际铁路将两地连起，40分钟就能从北京抵达张家口、崇礼。那时的张家口，将是一个国际休闲乐园。如果申冬奥成功，7年后，世界冬奥健儿将莅临张家口，那时的张家口，将成为人类创造生命奇迹的美丽冰雪世界。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赢得了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权利，众所周知，当初，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曾下令拆除北京到青岛的外国铁路。但到了年，清政府批准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居然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年，京张铁路的通车写下了中国铁路史上光辉的一页，由这条铁路的修建，诞生了中国永垂青史的铁路专家詹天佑。年，在京张铁路基础上延伸的京包（也称京绥、平绥）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年，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客货双运的国有公路。
当年，因了那条繁华的商道，中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之后，又将有第一条首都通往塞外山城的城际铁路开通。
创造了北方丝绸之路上数百年辉煌的张家口，还将迎来发展中怎样的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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