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斯脱里派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教派，创始者是叙利亚人聂斯脱里(Νεστ?ριο?，-)。聂斯脱里在年10月至年8月担任君士坦丁堡主教期间，提出了基督二位二性说：认为耶稣有两个位格，一个神性，一个人性，并存于肉身的耶稣体内；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生育的是耶稣的肉体，反对神话、崇拜她，主张以“基督之母”"(Χριστοτ?κο?)的称呼取代“上帝之母”(Θεοτ?κο?)。年，聂斯托里在以弗所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并被流放。此后，聂斯里派在罗马帝国境内遭到迫害，但Barsauma却在波斯国王卑路斯一世（PerozI）的庇护下，使聂斯脱里派脱离了罗马教会，建立东方亚述教会1，并使该教派逐渐从波斯传到东方世界。
一、景教入华及其在北方草原地带的初步发展
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该教派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已难考证，现存已知的关于它的最早记载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该碑记载，年景教僧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唐会要》亦载贞观十二年（）太宗诏书云：“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2由于唐朝对外来宗教的开放态度，景教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唐代多位皇帝的支持，加之其传教时走的又是上层路线，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年以后，景教也在“会昌法难”中遭受打击，渐趋衰落3。晚唐的“黄巢之乱”使原本尚有景教徒分布的广州地区人口锐减，那里景教势力也没有保存下来。据阿拉伯人阿布尔法拉吉·穆罕默德（Abulfaraj.Mahomet）叙述：年他在巴格达遇到一位曾经去过中国的传教士那吉兰（Najran），这位教士告诉他中国基督教已濒于灭绝，教堂毁坏，信仰基督教的人大多死亡，只剩下一位基督教徒4。北宋熙宁(-)年间，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卷十记载：“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然而，这条记载是表明《长安志》成书时景教寺尚存，还是宋氏转述自韦述的《两京新记》已难稽考。
景教在中原地区消亡后，却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许多游牧部族中得以传播和发展。年，德国勒科克（A.vonLeCoq）探险队在新疆布拉伊克遗址发现了叙利亚文书写的景教祈祷书断片、《新约圣书》残卷、回鹘文拼写的康居语景教《信仰信条书》，以及景教寺院里的壁画5。沙绍（E.Sachau）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书体研究，认为他们形成于9世纪左右6。上述壁画描绘的是PalmSunday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情况。在这幅绘画中，左边较为高大的是耶稣，其他三个较小的分别为彼得、约翰、Magudara的玛利亚，他们三人手里拿着棕榈枝7。此外，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秦景教宜元本经》、《一神论》等景教经书8，斯坦因在藏经洞的发现品亦中有景教画像（编目48）。敦煌石室封存的时间尚无定论，俄罗斯所藏宋真宗景德三年（）的遗书是目前已知敦煌藏书中时间最晚的，故而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不早于年。而在敦煌北区B石窟发现了被发掘者断代为北宋或北宋以前的青铜十字架。此外，现存东方教会的宗教手稿中，也保存有突厥人改信景教的记载。约年前后，木鹿（Merw）城主教Abdisho在写给景教总教主约翰的一封信中说已有约20万突厥人和蒙古人已经改奉基督教，并提到了克烈部接受洗礼的经过。9
《辽史·道宗本纪》载：“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吐古斯以叛”。冯承钧先生考证，磨古斯即克烈部汪罕的祖父马儿忽斯[M(a)rgūz]·不亦鲁黑汗10；陈得芝先生认为，磨古斯是基督教名字Marcus的对音11。这些记载与研究成果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克烈部至晚在辽朝中后期已经皈依了景教的事实。此外，伊利汗国时期编纂的波斯文史书《史集》中，也有克烈部信仰基督教的记载12。大蒙古国-元朝时期，虽然作为一个独立部落的克烈部已经消失，但其影响却在汗（帝）国依旧延续：例如，旭烈兀汗长后脱忽思哈敦为王罕的孙女，阿鲁浑汗的妻子是脱忽思哈敦的兄弟撒里扎的女儿，旭烈兀汗的书记官突古儿亦（tūkūr）必阇赤亦为克烈部人13。拉施特编撰《史集》时，请教了中国、印度、畏兀尔，钦察等民族的学者、贤人及贵人，虽属《史集》晚出史料，其记载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众所周知，辽代的契丹贵族大都笃信佛教，现存汉文文献中也没有关于契丹人信仰景教的直接记载。但据Māri的《塔之书》记载：“年总主教Sabraisho三世派主教乔治前往Siijisatan,并从那里去远东的第四个主教区：华北的KHATAI”14。年以前去过中国教区的基督教教士那吉兰（Najran）称中国的基督教已经灭绝，而近一个世纪以后的年，其势力还存续华北的KHATAI教区，表明景教在中原地区衰亡后，却在北方草原地带得以生存，并逐渐得以传播和发展。这里的“KHATAI”即“契丹”的音译，虽然辽朝以后这个词汇经常用来指代中国，但就当时而言，“契丹”专指中国北方的契丹辽朝而不是包括北宋、西夏、吐蕃等地区在内的全部中国范围。因而，契丹教区应在辽朝的统治范围内。
迄今为止，考古学上尚未发现中原地区有宋代的景教遗迹，但在北方的契丹辽朝统辖区域内此类遗迹却有很多。20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巴林左旗考察辽上京遗址时，曾发现金属十字架和上有十字图案的陶制品残片；此外，辽上京遗址南面山中石窟里也发现了刻画有圣餐杯和十字架的图像15。在《满蒙古迹考》中，鸟居氏还提到了在东蒙古地区佛塔中采集的一天人像：该像高七寸，双手捧钵，肩部有羽翼16。这种类似于有翼天使的形象在亚洲地区最早被发现在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中国境内则是年斯坦因在米兰古城M3的佛塔中首次发现（他从壁画上一共揭走七幅完整的有翼天使壁画）。在《西域考古记》一书中，斯坦因认为有翼天使源自古希腊的爱神艾洛斯，这种美术的时代在公元三世纪，此类造像受到了古基督教派天使绘画的影响；但同时他又提醒基督教兴起以前有翼天使在西亚的一些宗教系统中是流行的17。年，王炳华先生再次在米兰佛寺遗址M2中发现两幅有翼天使壁画。邱陵先生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指出米兰出土的有翼天使形象是本地艺术和犍陀罗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形成时间约为2世纪18。这类绘画传统在新疆和犍陀罗地区传承很久，而中原地区却并没有发现过这种造像艺术。虽然辽代佛塔中发现的有翼天人形象极有可能是受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天使形象影响创造的，但天人持钵又有明显的佛教因素，因为持钵僧人形象即为常见的佛教题材。美国大都市博物馆所藏元代石刻中有一尊端坐的基督教徒造像，这个教徒胸前挂着十字架，背部有两对翅膀，这种美术应该为辽代有翼天人造像艺术的延续。
契丹辽朝在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多次向西经略，势力远达西域地区的可汗浮图城等地，北方草原的大部分地区曾长时间处于其控制之下。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畅通，西域商旅来辽经商者众多。例如，辽上京南门之东的回鹘营，即为来自回鹘的商贩留居上京而“置营居之”。我们认为，由于当时西域一带盛行景教，而包括辽上京地区在内的辽朝境内又居住着为数不少的西域商人，因此辽上京附近的景教遗存应为辽代在上京地区活动的西域人留下的。
唐代营州（今辽宁朝阳）为胡人聚居之地，安禄山、史思明均在此起家。安史之乱后，唐廷朝野上下出现了排斥胡化的现象，许多来华的粟特人蒙受打击；但是，由于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统治者自身多出自胡人，“河北三镇”仍对粟特人采取优容态度19。上世纪初据鸟居龙藏的调查鞍山辽代墓葬群中出土有七个陶制的景教十字架；另有一座典型辽墓形制墓葬的壁画里，则描绘了《圣经》中关于耶稣出生时三贤人前来朝拜的故事：画面中的耶稣睡在契丹风格浓郁的摇篮中，三贤人的发式及所穿衣服也为契丹式样20。上述壁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再次表明，那时的景教不仅已经传播到蒙古草原腹地和东北亚地区，而且当地人们已经开始把基督教故事与契丹的本土风俗相结合。由壁画中人物的衣着和器物形态所展现的契丹风格可知，这种绘画风格显然不会是刚从西域来到此地的人们所创造，而应该是基督教故事传入后又经历了长时间本地化过程的产物。这些墓葬出现在距唐代营州不远处的鞍山，且一部分粟特人正是信奉景教的，不能不让人猜测这些景教徒墓葬与这一地区自唐以来存在着的景教传统有关。
二、金朝时期（-年）景教在北方草原地带的发展
12世纪初，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反辽自立，创建金朝。金朝建立后十几年间亡辽灭〔北〕宋，入主中原。作为一个森林中的渔猎民族，女真人创立金朝后，势力并没有向北方地区的草原深处发展。虽然耶侓大石率众西迁以后，漠北地区的辽朝重镇如可敦城等皆附属于金，但金朝似乎无意对这些地区制定经营政策进而实现有效地统治，而是主动退出草原。金朝取得中原以后，女真贵族被那里的繁华富庶所吸引，终其一朝始终将战略重点放在南方，对北方草原诸部只做羁縻统治而已。辽末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在西域地区创立西辽政权后，更是隔断了金朝通过官方与中西亚地区发生关系的道路。因此，我们认为与辽代墓葬中出土大量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器物不同，金代墓葬中这类器物要少得多，应当上述因素此不无关系，这一时期景教的传播主要通过北方草原地区实现的。
金代的景教徒大多属于草原民族，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族。年圣方各济会士鲁不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出使蒙古时记载乃蛮人是聂斯脱里基督徒，他还写道克烈部王罕统治了克烈和蔑儿乞，都是聂斯脱里教徒21。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中曾提到过如下史事：乃蛮人大多是基督教徒，一个西辽的少女曾劝乃蛮部曲出律放弃基督教信仰；而曲出律在占领了忽炭后，又曾强迫当地居民放弃原有的回教信仰，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改奉偶像教，要么穿上契丹人的袍子22。
汪古部族名称形成于金代。据拉施特《史集》载，金朝皇帝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等游牧部族，修筑了一道长墙，交给汪古人看管，蒙古语称这道长墙为兀惕古（atkū）23，汪古人因守卫这道长墙而得名。金代汪古部由马、赵、耶律、阿剌兀思剔吉忽里（alaqu?-tigin-quri）四大族系构成，部长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史集》中把汪古部归于突厥部。从语言上看，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突厥语名字，阿剌（ala）、兀思（qu?）在古突厥语中分别是花斑和鸟之意；剔吉（tigin），即特勤；忽里（quri），孙伯君先生考证为女真语忽鲁（huri），为统领之意24。阿剌从词源上看可能与唐代人称回鹘为花门有关，汪古领地所发现的很多景教徒碑文是叙利亚文与突厥文混用。关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室韦族源，《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曰：“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世为部长”25。周清澍先生认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始祖卜国就是回鹘人传说的卜古可汗，为回鹘南下的余部吸收了沙陀等族而形成26。从这一家族“世为部长”看，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在此地居住时间较长，实力也最强。该家族久与乃蛮、克烈等部通婚，其最早的景教信仰或来于乃蛮、克烈的影响，或源自马氏汪古。
据《耶律公神道碑》记载，汪古另一支系耶律氏来自西域帖里薛，辽圣宗朝时授官不拜，元时耶律子成为汪古部也里可温主管27。刘迎胜先生认为，帖里薛为波斯语“tersa”的对音，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被称为迭屑，在波斯语中为“畏惧”之意，引申为遵从上帝，是波斯人对景教徒的传统称呼28。28耶律氏为西域帖里薛人，帖里薛可能不是地名，而是波斯人对某一景教徒居住地的称呼，由此即可知耶律汪古的景教背景。
赵氏汪古“其先居云中塞上”29，其祖属不明，可能为活动在这一带的突厥、回鹘、阴山鞑靼等族。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元代赵世延父及子皆为基督教名，其家族为基督教世家30。赵世延曾祖为金群牧使，驱所牧之马归于成吉思汗。赵氏汪古何时皈依基督教不可而知，但至少赵世延祖父按竺迩时就应信奉基督教，因此赵世延之父黑梓为基督教之名。
据黄晋卿《马氏世谱》和元好问《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记载，马氏汪古的祖先出自西域聂斯脱里贵族，约在辽道宗前后来中国，居于临洮狄道；辽末金初被掳到辽东，其族人因向金太宗献基督画像被释放；后迁于静州天山边堡附近互市之地；马庆祥不到二十岁通六国语，仕于金。31从“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可知马氏汪古在金代被称为回鹘，从其迁入狄道的时间来看，马氏汪古似为甘州回鹘。马氏汪古之祖禄冞思始迁居狄道，咸雍（-）年间给辽道宗进贡大珠，甘州回鹘年亡于西夏，禄冞思可能这时从甘州回鹘迁到狄道。从敦煌藏经洞里的景教手稿可知，这一地区自唐末以来一直存在着景教教团。静州天山，《金史·地理志》有如下记载，“净州,………，北至界八十里………。县一：天山旧为榷场，大定十八年置。”32马氏汪古居住地之边堡为金代砂井城（今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大庙古城），北至界应指金界壕，天山县旧为榷场，这里正是马庆祥神道碑中所说互市所在。马氏之族虽在金太宗之时放还，但其原居住地狄道不为金所辖，因此马庆祥之父把骚马也里黜迁静州天山，马庆祥年未二十通六国语显示此地族群的复杂性，也与所居住地为榷场有关。
马氏汪古等信仰景教的部族在金代曾被掳到辽东，在辽东也留下了景教遗迹。上世纪三十年代鸟居龙藏在对金上京和洮南路辽金古城遗址的考察与发掘中，均发现有金属十字架；他认为这些表面涂金、上面有镶嵌珍珠的小孔的十字架属金代器物33。这两处遗址所发现十字架的制造工艺与人们在鄂尔多斯等地收集的元代十字架明显不同，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差异性。从马氏一族迁居辽东事来看，我们不难推测，金代从西北地区被掳至辽东的景教徒应不在少数，金上京和洮南路古城出现十字架正是这些族群的遗留。
三、大蒙古国-元朝时期（—年）基督教在草原地区的发展
蒙古帝国跨欧亚大陆，陆路交通再无障碍。伴随着蒙古大军的三次“西征”，又有中亚和东欧地区的不少人口被掳掠到蒙古高原；此外，有些投降的部族如钦察、阿速、康里、斡罗思等也随之而来。上述人群中，就有不少基督教徒。大蒙古国-元朝时期，基督徒被称为“也里可温”，被认为是为大汗祈福的人，颇受优待,基督教这一时期得到迅猛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教士备受优渥、皈依教徒的增多，还表现为在草原地区传教的基督教教派出现了多元化现象。例如，蒙元帝国早期草原地区的基督教徒多信奉景教；后来随着斡罗思等族群人口的到来，希腊东正教随之传播到蒙古草原；元朝中后期，天主教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部分景教徒又改信了天主教。
元代基督教徒在草原地区留下了很多遗迹，其中青铜十字架数量众多，也最早引起人们的白癜风多少钱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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